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对外开放是一项基

本国策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同。西方历史文化主要沿地中海周边发展，重战轻商，本性开放，喜欢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大陆为基础，她的品格是内向的。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边缘环境恶劣。她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戈壁，南面是群山，北面是草原。比较起来，只有北面尚可发展但又有游牧民族。于是自春秋以来，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以至绵延万里，使中原文化成为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使中华民族与“墙”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喜欢墙，国家筑有长城，私宅修有院墙。真可谓无墙不成国家，无墙不成城镇，无墙不成家园。而这堵墙很自然的成为整个民族在整个时代的思想藩篱。在这一文化传统的束缚下，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也便有了它的必然性。

中国文化传统，又是一种重农抑商；重“仕”轻技的文化类型。一方面轻视和歧视商人；另一方面又轻视和藐视科技。所以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在世界近代科学史上的发明创造者中却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字。那是因为一个封闭的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总以为别人有的我们中国全有；不但全有，而且资格还比别人更老。这种盲目的老大思想使中国人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人总有危机感，中国人却最少危机感。正是这堵

“墙”，和老大思想驱使下的“高枕无忧”。使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古国，在近代落伍了。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兴衰史。而这兴衰史无不与开放和封闭相关联。对外联系与交往的繁与频，无不推动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繁荣。盛唐时期，西游有玄奘；东渡有鉴真，漫漫的古丝绸之路不知为大唐对外交流注入了多少生机和活力。因此才有了“初唐盛世”；有了文景之治；有了《西游记》中天竺比丘各国对盛唐的敬畏，称之曰：“东土大唐”。相反，在明末至民国的一千多年里，我们的民族一直沉睡在“博大”的睡梦中，“唯我独尊”不成想，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这封闭之门的时候，昏庸的统治者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自《南京条约》医以来的一千一百多项割土赔款，丧权辱国的一纸文书。 没有文化的断层，并不等于没有兴衰与荣辱。中华民族虽然曾独领风骚于世界但也曾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反思我们民族的兴衰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开放时期便是兴旺时期；凡封闭时期，则是已经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时期。

开放是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这一重要结论的得出，世界上任何阶级都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但当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对峙共存的局面形成之后，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

义的包围中生存发展下去，就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列宁也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在苏联建立之出，就积极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通过“租让制”大量引进资本，技术和设备，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经验，建立了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

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方针的确定也是我党反复探索，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夕，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些都表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然而，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冻结”；1960年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严重曲解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自力更生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对立起来。长期封闭的现实，致使我国经济更加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针对这种严峻的态势，邓小平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其间的1975年就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策”粉碎“四人帮”后，国门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巨大差距，强烈的刺激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要求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振

兴中华的迫切需要。于是在酝酿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酝酿有关开放的问题。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李先念同志提出了：“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还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9月，国务院又召开了计划会议。会上根据务虚会精神，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与此同时。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时也指出：“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0月10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经过两次会议的酝酿，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再强调，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邓小平同志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国进入以改革开放为突出特色的新时期已经有22个年头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20几年似乎匆匆而过，只是弹指一挥间！回首走过的路，才能更清楚地体验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20年来所创造的辉煌。

20年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于促进改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吸收利用外资迅速增长，对外经济合作步伐加快，国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加快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1、

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50年代初期与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仅有40多个。到1997年，我国已和世界上228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经贸伙伴遍及五大洲。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93.3亿＄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增长了近十倍年均涨幅18%，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年均6%的增幅。在世界各国和地区贸易中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十位。

2、吸收利用外资发展迅速，成效显著。

2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640亿＄，比1993年增长了64%。吸引外国资本长期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仅次于美国。从而，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引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然而，对外开放，正如一扇打开的窗子，进来的不仅仅是新鲜空气，同样会有蚊子和苍蝇。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其一，不分莨莠，生吞活剥；甚至接受西方的“休克疗法”。历史证明，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其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挺直我们的脊梁“拿来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改变；保证我们不再重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覆辙。“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因此，我们既要敢于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和政治斗争愈趋激烈复杂的情况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又要善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防范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

风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此，我们必须要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优化进出口结构，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着眼于从战略上发展国际经济循环，保持和扩大已有的国外市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支持发展对外投资；着眼于继续改善开放的条件和环境，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部署实施，刺激国外投资，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解放思想，沿着对外开放的道路走下去，新世纪的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和繁荣兴旺的崭新形象自立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