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以武《梁武帝及其时代》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OFJIAYING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s)

Vol.25　No.4

Aug.2007

把握时代因革　评论人物功过

———读赵以武《梁武帝及其时代》

○卞孝萱

(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642X(2007)04-0112-02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在位久且享寿高者,南朝的梁武帝是其中的一位。他在位48年,活了86岁,除了清朝的乾隆帝之外,恐怕再无他人可际风云际会得以成功,为什么开国以后面对政治、军事方面的难题一筹莫展,为什么“太平天子”会瞬间变为阶下之囚的诸多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及个人原因。探讨这些问题,对认识历史并总结经验教训,无疑是有意义的。在认真考察梁武帝一生特别是他当政近50年的历史的基础上,《梁武帝》一书得出的结论是:在南朝170年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梁代在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梁代的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是中国文化史上战国诸子以后又一个重要的时期;隋唐文化承接六朝文化传统,其实主要是继承梁代的成果。梁代文化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梁代承前也启后,梁武帝有过也有功。毫无疑问,他以佛化治国的理念是荒唐的,实践是失败的。特别是他在晚年精力不济,日渐怠政,爱听顺耳的话,信任一班阿谀奉承之徒,纵容宗室,包庇士族,不修武备,使国家在表面升平的背后潜伏着无法克服的社会危机;在侯景之乱中,他一反当年叱咤风云的气概,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落得亡国丧身的下场,使江南蒙难,社稷遭殃,百姓涂炭。梁武帝建立的帝国走向衰亡,是综合各种社会原因和因素,以致病入膏肓的结果。但是,应该看到,在东晋南朝史上,梁武帝是惟一的一位以方镇之力夺取政权的成功

比了。但是,关于梁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学术界讨论得不多,人们知晓其人的也不多。原因在哪里呢?恐怕跟他是个亡国之君有关吧。梁武帝因为佞佛造成身死国亡的下场,被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那篇名文《论佛骨表》中点名,讥以“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后世人们总觉得梁武帝治国入了邪,下场又不光彩,因此不大愿意对这段历史去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时势造英雄,时运毁豪杰。梁武帝的成败得失,不能孤立去看,而要放在南北朝的历史大背景下认识,才有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梁武帝佞佛误国,忽略其人曾经有过的雄才大略;不能因为梁亡的下场,轻视梁代学术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赵以武教授(凤凰出版社2006年4所著《梁武帝及其时代》)一书,感到这是一部月版。以下省称《梁武帝》

严谨的力作。这部著作在学术上有几点突出的地方。

第一,对梁武帝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作了全面深入的评价。如何评价梁武帝及其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问题。《梁武帝》一书深入解读了他为什么能够在乱世之

[收稿日期]2007-02-18

[作者简介]卞孝萱(1924—),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古文史。

—112—

者。他当政以后,先以儒术治国,后以佛化治国,使江南社会保持了较长一段时期的稳定,为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上台前后,无论是举行起义问鼎皇权,还是发动北伐收复失地,都曾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在位期间,始终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使得江南文化迅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他个人嗜好读书,爱好文学,勤于著述,一生完成了千余卷的著作,才学之美堪称帝王中的佼佼者;他在选官任人方面,不杀功臣,重用庶族人士,选拔有才能者,照顾世族名门的利益,自有成功之处;在饮食居处等生活享受方面,他敢于率先天下,勇于去奢华,长期坚持苦行僧般的生活,也极为难得。

《梁武帝》一书中在把握时代的前后因革、评论人物的是非功过的行文中,分寸掌握得恰如其分,事实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头绪清晰,读了让人心服。

第二,对这段历史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真相作了细致的考察。例如,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广弘明集》卷四有文《舍道诏》载明是“天监三年”的事,后世论者相沿而论,从未产生疑义。现在《梁武帝》一书用了两章(第七章、第八章)的篇幅,深入考辨,详细分析,得出了崭新的结论:梁武帝“舍道事佛”不在天监三年,而在十八年。这一结论不仅在确定梁武帝转变信仰的时间上是有意义的,而且对理解天监年间重视儒学的国策、臣民信奉道教的记录,也有了顺理成章的交代。类似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考察结论,书中还有不少。例如:梁武帝出生之前的家族地位是如何从次等士族跃升为高等士族的;梁武帝在代齐建梁的过程中是如何诛杀异己、筹谋篡代的;在他统治期间是如何纵容包庇皇室功臣奢靡享乐、为非作歹的;在侯景之乱中他是如何意想天开又如何铸成大错的,等等。在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本书的考证是严谨的,史实是清晰的,结论是有根有据的。

第三,对史书交代不清、后人论述不确的诸多史实作了认真的订正。这在本书中随处可

见,同样是让人信服的。《通鉴》记事,向以严谨可信著称。《梁武帝》一书中有不少地方纠正了《通鉴》系事的含糊不确之处,十分难得。比如,梁武之父萧顺之因齐武帝“怪恨”而“忧卒”一事,《通鉴》系于永明八年内交代,其实根据《金楼子》的明文,应在十年。再比如,天监十年朐山攻夺战中,《通监》认为北魏兵力只有13000人,质疑“十余万众”的记录,其实根据《魏书》提供的数字,损失“十余万众”是事实。又比如,荀济因上书排佛而奔魏一事,《通鉴》含糊系于东

西魏分裂之后,即梁中大通六年(534)后,其实参据《北史》有关记载,应在梁中大通元年(529)底梁武帝第二次舍身之后不久。又比如,梁末贺琛上书引起的轩然大波,《通鉴》系于梁大同十一年介绍,这是不准确的,应该参据其他有关事项的线索,确定在大同八年初才是对的。

有关梁代史实,人们知道仅凭《梁书》是不够的,因为《梁书》里讳笔处不少。《梁武帝》一书中参据其他史籍(如《南史》、《建康实录》、《魏书》等史书,以及诗文作品),多有新的补充和重大发现。比如,天监初年梁军的北伐,有赖《文馆词林》中保留的梁武帝《北伐诏》,从中能够了解这次北伐的意图和部署,兵力的数量和出征的气势等;军事征讨不利后,梁武帝是如何改变策略,采用了诸如筑坝水淹(浮山堰、寒山堰等)、以地易地(如以朐山交换汉中)、护送傀儡(如一次次遣返北上的降将)等新招,以求一逞,这些在《梁书》中没有反映;大同十二年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因天火烧了寺塔,在《梁书》中讳而不提,因而使人们误以为梁武舍身事佛有三次,其实应为四次。类似这样的关节,《梁武帝》一书作了详实的考证,在正文或页注中予以反映,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梁武帝》一书作者在前言中声明,认真梳理史籍记载,重新审视既定的结论,“努力从整个东晋南北朝的角度把握齐梁历史”,是本书的宗旨。这个宗旨定得好,统观全书,学术上达到的水准不负这一期望。

责任编辑:王和平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