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协作信息经济纵横*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提到,“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高的水平融入国际大循环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如何通过促进高水平开放的方式形成新发展格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时代课题不同角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孔琳王喆高水平开放的研究综述◎争力的营商环境,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制度形式把改革成果确定下来。同时,要推进高水平开放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度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循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与发达经济体建立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打通国内国外循环的痛点和堵点,促进国内国外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相容;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促进国内外市场有效贯通。对于高水平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晓认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就在于,不再以过去40年“门槛式”开放即市场准入为核心,而应该是以规则、体制和制度安排上的改革为中心。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不仅仅是传统的解除政府对跨境经济活动的限制,即降低或解除准入或走出去的“门槛”,更有市场经济规则的高水平接轨。目前,全国有16个省级自贸区和1个自贸港,但实事求是地讲,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即在国内传统体制内进行边际调整,在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欠缺,这虽然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决定的,但却同现阶段国内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存在着比较大的错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可以与国外市场规则接轨的市场运作机制。目前的这些自贸区、自贸港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是否允许它们大胆地根据新的世界经济动向和市场规则的发展趋势进行先行先试?二是如何避免它们相互之间的低水平重复,允许它们根据自身要素禀赋、需求形成多元化的竞争开放格局?三是怎样允许它们有一个良好的纠错机制,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将其控制在自身狭小的范围内,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在当今的国内外经济场景中,必须实施再一次的改革“闯关”。目标是提升效率,激励创新,从门槛窑窑对于高水平开放与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沈铭辉认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驱动器。一方面,部分产业市场准入的加速开放所产生的竞争效应将更进一步促进提高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基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将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以保障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主的流动型开放正在向规则导向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开放措施也从关税等边境措施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边境内措施延伸。知识产权保护等与贸易相关的边境内措施的制度建设进.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一步加速,不仅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合作是战略层面的,应以全局性的眼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与所有遵守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不损害中国国家和企业合法利益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展开全面合作。同时,在扩大开放中也要增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及有损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各类行为预设应对“政策工具箱”,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也认为,新发展格局必须在大力度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他指出,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去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应通过强力改革,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通支撑国内大循环的全流程创新链条。要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以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要把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补短板、锻长板。要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在各个方面的断点、堵点、痛点问题,以加快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短板,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投资活力,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向前。要营造更具国际竞式开放走向规则开放。他认为,促进高水平开放是真正的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内涵,即内外改革的双向互动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本质,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在推进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这一领域,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应是立足于宏观经济平衡目标、服务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对冲外部政策溢出效应、配合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以及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的开放。有五个内在逻辑:第一,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双循环格局下的宏观经济平衡;第二,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服务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促进国际金融体系与我国金融市场挂钩;第三,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对冲外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第四,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供应链;第五,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支持中国的产业转型,实现新的经济战略目标。他总结,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逻辑根植于扩大内需和国内金融开放的内循环,同时也需要考虑外部金融贸易格局深刻变化下内外循环的联动问题。在中国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需要厘清其中的政策逻辑,进而稳步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目前,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猛烈冲击,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迅速抬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经济形势也更加严峻。然而,越是有困难,我们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我们要在不确定的变局中开出新格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高的水平反制“逆全球化”,反制“脱钩论”,反制“中国威胁论”,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加快形成国际经济大循环。作者简介:孔琳(出生年1992-至今),性别女,民族汉族,职称经济师,籍贯:山西省临汾市,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王喆出生年(1989-至今),性别男,民族汉族,职称助理研究员,籍贯:山西襄垣,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作者单位:山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