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问题现状与前瞻

金融时报/2005年/10月/24日/第B07版 理论周刊

中国消费问题现状与前瞻

——“十一五”中国消费发展趋势展望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课题组

在始自2002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作为拉动GDP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先是投资一马当先，后是净出口“黑马奔腾”，两者的表现颇引人注目。而消费作为三驾马车最稳定的一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为人们所注意。事实上，近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自去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了12%~13%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消费已经进入新一轮快速上升通道，消费增长的动力明显增强。《研究报告》对“十一五”期间消费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预期消费率将明显上升，会从2004年的53.6%上升到2010年的60%，并于2020年达到70%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期“十一五”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在13%~15%之间。 ・编者・

■对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理论分析

最终消费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大部分，后者在最终消费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在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位置。从按支出法核算的GDP的构成来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最大。所以，考察消费总水平以居民消费为主要对象，才有较强的解释力。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总量的基本特点是“两波升势”与“三高三低”。

（一）纵向考察我国居民消费总量（绝对量）指标，表现为“两波升势” 这两波升势分别为1992~1996年和2000~2004年两个时段（见表1）。前波升势跟通货膨胀有着密切关系，更多表现为名义上的增长，而第二波则是在通货紧缩经济背景下出现的真实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始自2002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居民消费总量实际上保持了较高的增幅，年增幅均在3000多亿元，2004年更高达6300多亿元，居民消费

总量增长呈现加快之势。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居民消费水平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总量同步走高，呈现“三高”态势。

2000~2004年五年间，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78年为100）增幅分别为35.2、24.3、30、32.4和41.5个指数点位（见表2），远高于18个点位的平均增幅。

由上述两项总量指标可以看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居民消费总水平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稳定增长，有力地支撑了GDP增长的高速度。消费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从相对份额分析，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又呈现“三低”现象所谓“三低”，即消费率（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低、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份额低、居民消费率低。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上下，最低年份的2004年仅为53.6%，大大低于7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消费率全都处于60%以下，而且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消费率逐年走低的同时，投资率却连年攀升。2000~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42.3%和43.9%，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消费率一般为70%~80%。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商品供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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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占主导地位，消费率低必然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3%以下，并且逐年下降，2003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3.4%，2004年则进一步降至41.9%的最低水平，而且首次出现了投资率高于居民消费率的不正常情况。

居民消费率之所以低，首先在于居民消费增速明显慢于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就长期慢于GDP增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也更加明显。其次，从最终消费的构成看，表现为居民消费的增速在大多数年份慢于政府消费增速，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份额偏低。1992年以来，我国政府消费增速逐年加快，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消费增速则逐年减缓，占总消费的比重也不断降低（其间只有1995、1996和2003、2004四个年份除外）。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居民消费增长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第三，从按支出法核算的GDP的构成看，居民消费率偏低，主要是受高投资率“挤出效应”的影响。以2004年为例，由于该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尽管当年居民消费在总量和增速上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仍出现了投资率首次高于居民消费率的不正常状况。反观2005年，由于净出口增长迅猛，投资增速也不会出现大的回落，居民消费有可能受到二者的“双重挤压”，居民消费率低的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

■“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发展趋势展望 （一）“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速度将在现有基础上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3%~15%自去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了12%~13%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消费已经进入新一轮快速上升通道，消费增长的动力明显增强。因此，我们对“十一五”期间消费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预期消费率将明显上升，会从2004年的53.6%上升到2010年的60%，并于2020年达到70%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期“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在13%~15%之间。

引致“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居民收入水平将稳步提高。在我国，由于消费信贷发展相对缓慢，量入为出成为一般家庭决定消费开支的原则。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增长必然伴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2002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在11%以上。2002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由2002年的2713元上升到2004年底的3234元。我们认为，这种收入增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二是国家将继续采取扩大消费的宏观政策措施。在未来五年，我国鼓励消费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将延续，政府甚至会推出更有力度、更具效果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实现重大转变。 （二）消费结构将进入快速升级阶段

在未来五年，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有二：1、城市化进程加速。未来五年我国城市化进程还将保持年均1%以上的增长速度,年均新增城市人口会达到2000万，平均每年增加的消费会达到1000亿元以上，并且将进一步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城市化还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此外，农民进城打工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这将促进这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推动其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2、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程度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因而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我国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我国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带来了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迅速升级，旅游、高档和高技术消费品以及信息和国际文化消费因此迅速增长。在我们看来，未来五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跃上新高度，迈开新步伐。毫无疑问，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科技进步和经济现代化将继续推进，居民消费结构也将因此而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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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收入分配不平衡，仍将是“十一五”期间制约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会对未来五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有较大的抑制作用。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突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8.3%。有估计认为到2050年，该比例可能会达到25%。人口结构的逐步老龄化,使年轻人口的负担加重,储蓄意向趋高，消费倾向降低。尤其在农村，由于基本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养老负担比城镇居民更重，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要更大。这种情况在“十一五”期间不会有什么变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不再是稳定的，因而居民收入的稳定性下降。同时，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居民对自己需要支付的费用难以把握，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大幅度增大。在收入和支出不稳定性预期大大增加的环境中，人们倾向于提高储蓄和抑制消费，以便预防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由于我国保险业仍然比较落后，抑制了居民通过保险市场管理风险的能力，因而预防性储蓄难以减少。此外，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仅覆盖城镇企事业、机关团体及其职工，并且保险给付水平低，而农民不管是商业保险保障还是社会保险保障基本没有，更需要大量的储蓄。尽管“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会取得明显进展，但考虑到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巨大压力，要完善这项制度，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将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长期性因素。 ■构建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

尽管近年来居民消费总量保持了较高的增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步增强,但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相对缓慢,仍然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可以说,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的功力是有限的。打政策组合拳，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一）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人口,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性条件 要刺激和扩大消费,提高现有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固然是一个重要环节,但考虑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较快且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现实情况,提高就业率或许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就业率的上升和失业人口的减少,不仅会提高居民的消费收入总水平,而且会稳定居民的消费心态,强化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消费扩大可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而要减轻就业人口的就业压力,提高就业率,要紧的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建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结构。从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合理布局的角度考虑，东部应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传统产业则应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增加消费需求。二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安排就业、拉动消费的作用却很显著。应抓紧落实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消除各种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为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和金融领域扫清制度障碍。三是切实把“充分就业”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使其成为宏观调控部门自觉的政策取向。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和调整调控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策出台对就业的影响；在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时,也要评价政策对就业所起的作用。四是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要通过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沟通劳动力市场供求,拓宽求职者自我选择的空间。

（二）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

随时可能出现的下岗风险,昂贵的医疗费用,不断提高的教育收费,使居民的支出预期明显增强,用于预防需求的货币量增多,即期消费欲望下降。而社会保障制度是消费的助推器,与扩大消费密切相关。为了消除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所产生的不安定感,引导居民形成理性预期,树立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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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心,必须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拓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三）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由于长期形成的二元化经济格局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我国农村消费的增长要大大落后于城市。因此,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广大农民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从2000年的49.1%降至2004年的47.2%。农民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逐步增大,对中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要扩大消费,首要的是扩大农民的消费。而增加农民收入又是扩大农民消费的前提条件。自去年以来,国家相继推出了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措施,再加上粮价上涨,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进而带动了消费支出的扩大。但是,减税等措施的政策效应会逐步递减,而政府又不可能年年推出新的导致农民增收的政策。鉴于此,必须建立一种保证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对政府来说,要按着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资金分配手段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并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财力支持。应坚持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农民增收提供政策保证。在继续实行近几年行之有效的惠农政策的同时,应着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尽快出台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小城镇建设,以此带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此外,要坚持实施县乡两级农民减负行政首长负责制,继续精简乡镇机构,裁减冗员,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农民来说,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围绕增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四）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降低商品房价格,扩大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

住房,在时下以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引领中国消费潮流的消费热点。人们要求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十分强烈。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进一步拓宽了住房需求的空间。居民购买住房，会带动与住房消费密切相关的家电类、家具类等商品的消费,其拉动消费的作用十分显著。但远远超出居民收入承受能力的过高的房价,却抑制甚至扼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使居民只能望房兴叹,无法将炽热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应该说，高企的房价已经成为阻碍消费扩大的最主要因素。要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必须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从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情况看,一些房价虚高的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放缓甚至有了明显回落,这表明政府调控的政策“组合拳”已经取得了实际效果。但是还远远不够，政府的调控不仅不能放松,而且应视房价水平变化考虑推出后续调控措施。

（五）发展消费信用,充分发挥金融在扩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中的推动作用

消费信用是一种使消费者能够超越自己的现实支付能力,实现超前消费的有效机制,其基本功能在于把居民的消费方式由自我积累滞后型转变为金融支持适度超前型。在消费品市场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发展消费信用,对扩大居民消费,缓解消费品供过于求的矛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应拓宽银行消费信用范围,创新消费信用品种,开办高档耐用消费品贷款、住房装修贷款等新业务,并启动商业消费信用形式。应鼓励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办理消费信用业务,同时使银行消费信用业务逐步向小城镇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消费信用带来的好处。

（六）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开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信等有利于提高身心素质的精神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精神产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基于这种情况,应把精神产品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一个基本点。政府应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发展与这些消费相关的社会事业,支持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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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扩大消费、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这是促进消费的外部条件建设。在这方面,一是要增加与消费相关的公共投资,如加快公路、高速路和城市道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和通讯线路工程建设。二是完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特别是加强农村的商品流通网络建设，保证商品流通渠道畅通。三是改善信用卡使用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扩大信用卡的使用范围,便利消费者的货币支付。 （课题组组长：苑德军组员：张新法宋国祥）

对话报告主笔人 扩大消费应该打政策组合拳 (记者 黄丽珠) 记者：《研究报告》对中国消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您认为我国国民收入结构依然存在哪些扭曲现象？造成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祸首是什么？

苑德军（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于国家收入而言，劳动者收入所占的比例太低。具体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而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是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四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而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记者：在《研究报告》中，课题组对“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发展趋势进行了大胆展望，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苑德军：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分析认为，“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速度将在现有基础上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3%~15%。

在“十一五”期间，近年来促进我国消费平稳快速增长的因素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将继续推进，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而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十一五”期间中央将在实现社会公平、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有望推出更有力度、更具实效的政策措施。城市弱势群体的收入会明显增加，农民收入也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推动消费主导经济增长型模式逐步取代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型模式，从而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将得到较大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将得到控制，经济增长方式将实现重大变化。自去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17个月保持了12%~13%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消费已经进入新一轮快速上升通道，消费增长的动力明显增强。因此，我们对“十一五”期间消费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预期消费率将明显上升，会从2004年的53.6%上升到2010年的60%，并于2020年达到70%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期“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在13%~15%之间。 记者：在探讨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时,以往人们大多着眼于消费政策层面,希望通过合适的消费政策选择来达到拓展消费需求的政策效果。然而,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功力是有限的。那么，您认为政策组合拳应怎么打？

苑德军：扩大消费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构建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使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

考虑到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就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我们应该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模式。尽管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不能排斥重化工业的发展,但仍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应坚定不移地将其作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点。特别是对工业化水平较低,就业问题比较突出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更应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社会保障制度是消费的助推器,与扩大消费密切相关。考虑到使农民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迅速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尚不现实，近期目标应该是把包括城市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居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应抓紧社会保障立法,尽快形成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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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法制保证。 政府还应采取适量增加土地供应、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等措施,通过增加房地产供给来平抑房价。同时,应适当减免税费,降低住房消费者的购房成本。降低房价的目的,并不是使任何收入水平下有购房意愿的人都能买得起房,但至少要使中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能够满足一般意义上的住房需求。

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发展消费信用,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在扩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中的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消费信用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如可设计出具有存贷结合功能的住房储蓄、汽车储蓄等专项储蓄产品,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扩大居民对这些商品的消费。金融机构应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不能因个别地区或个别贷款对象出现违约风险而对消费信用业务的拓展和创新持消极态度。实际上,较之其他资产业务,消费信用业务的违约率还是比较低的。同时，应加快国家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为发展消费信用提供有力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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