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杨蓉 赵亚博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 重庆荣昌 402460）

摘要：本文按照流转土地的用途，分为农地转为规模农地和农地转化为非

农地两个方面，分别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对农民的福利水平进行评估。分析表明：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当土地供求双方的边际福利相等时，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博弈过程中，农民常常处于劣势的一方，政府应该从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完善农民生存保障机制和促进农民就业等方面来保障农民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福利；规模农地；农地非农化；帕累托最优

一、引言

土地流转在我国即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户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或者成为城市居民，加上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土地流转市场的蓬勃发展。土地流转在政策层面一般是作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手段来加以推进的，在理论层面一般地作为实现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将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统一起来的基本途径来加以对待。然而，土地流转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 聂鑫等（2008）根据森的的理论选取社会保障、家庭收支状况、居住及生活环境、心理、应用权利5个主要指标来衡量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福利状况，结果显示，除了居住及生活环境这项指标有所改善外，其他指标均呈下降趋势。邹伟等（2011）认为我国土地流转能够发挥激励功能的就只能是对剩余索取权的分割，我国土地租赁市场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影响我国土地流转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村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我国土地流转效率的改进必然形成社会的帕累托改进，进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近年来理论界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现有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土地非农化后增值收益的分配等，并没有系统地从失地农民福利的角度去分析失地农民现状。本文按照流转土地的用途分类，即农地转化为规模农地和农地转为非农地两个方面分别建立模型，依此为基础对土地流转前后农民的福利状况进行分析。

二、土地流转的福利分析

(一)农地转化为规模农地的福利分析

农业规模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报酬递减规律和要素的不可分性，农业企业规模越大，越具有资源、信贷、科技、信息、市场以及抗拒风险等方面的优势，因而大企业比小企业更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随着可变投入要素的逐步增加，相应的土地边际产量呈现出递增趋势，当可变要素投入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偏离最佳的组合比例，相应的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当边际产量为0时，总产量达到最大，土地利用达到集约边际。通过农地资本化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帕累托改进。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经济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高。

但是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不完全来源于规模效益和资本密集，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农业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产业（普罗斯特曼、李丁格，1996；万广华、程恩江，1996；金和辉、李关星，1989），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为此，可以构建资源优化配置的评判方法，进而可以对我国土地资本化的资源配置效果进行一个初步的定量评价。

假设I0表示研究起始时间的资源配置的指标值，It表示研究目标时点的指标值，则资源是否产生优化配置的基本判断标准表达式为：

ItI0或ItI00或ItI01

目标时点农业要素资源的配置指数It可以表示为：

It=WlItl+WpItp+WtItm+WsIts

Wl、Wp、Wt、Ws分别表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权重，Itl、Itp、

Itm、Its分别为时点时区域农地经营基本单位平均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条件指数。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户在转出其承包地使用权后仍然保留其承包权。因此，对于转出方而言，其农地流转收益由三部分构成：土地转让费、承包红利、转移劳动力收入，设承包红利为y0，土地使用权转让费为M，转移劳动力的年收益为y1，贴现率为r，协议期限为n，转出方收益为Y。则有：

yyY=M+[0i+1i](1+r) i=1(1+r)n假设其原来的农地经营年收益为y2，作为农地流转的机会成本，通过农地流转，转出方的收益Y1为：

Y1=M+y0y1y2 [+-] （1）iii(1+r)(1+r)(1+r)i=1n若转入方为企业或政府，则式（1）可以表示土地流转前后农民福利的变化量。对于土地转入方而言，其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经营，其成本包括转让费和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租金（相当于转出方的土地分红）的现值，假设转入方收益来源于土地经营面积的增加和技术、资本、劳动的投入，则转入方收益的增加值（Y2）可以表示为其转入的土地总面积（x）、追加资本（p）、技术（t）、劳动（l）的函数f(x,p,t,l)，转入方的土地收益可表示为：

Y2f(x,p,t,l)My0 （2） i(1+r)i=1n通过农地流转实现的总收益（Y）增加（或着说社会福利增加表示为）：

YY1Y2f(x,p,t,l)y1y2[-] （3） ii(1+r)(1+r)i=1n若转出方为农民，则农民福利总的变化量可以用式（3）来表示。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可以使零散农地转移到需要土地且能较好地经营土地的经营者手中，充分发挥农业经营能手的积极性，即增加企业家才能这一生产要素的存量。

也可以将零散农地集中成片，便于实行集约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使其能够集中人、财、物资源，发展其具有相对优势的其它产业，从而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以及实现比较经济利益。

(二)农地转化为非农地的福利分析

农民土地流转后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对于农户来说，意味着失去了获得持续性农业收益的机会。但是，土地的流转可能因投资环境的改善，投资机会增加，从而他们可以通过租赁原有房屋等方式使自己的经济福利提高。同时土地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失地农民会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为了确保失地农民的福利不会因为土地的流转而减少，只有土地流入方给予农民的经济补偿足以保证失地农民在未来能继续维持土地流转前的福利水平，或者使农民提高技能，使其拥有合理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向市民的过渡。另外，土地流转后，当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空气质量的下降在所难免，噪音等问题都可能出现，会给当地农民带来负效用。

假设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存在两个主体：土地转出方（农户和村委会），即土地流转的供给方；土地流入方（地方政府和企业），即土地流转的需求方。用Ws表示土地流转后供给方的福利水平，用Wd表示需求方的福利水平，则有：

WWsWd (W表示土地流转后的社会福利） （4）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可以用效应来表示。假设经济主体

的效用水平主要取决于其获取的产品和个人偏好，则该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可以表示为：

WXU(P,) (U表示效用，P表示产品，表示个人偏好） （5）

产品P不仅指物质产品，还包括所消费的服务。P是资源S的函数，即

PP(S)，如果将资源分为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则产品函数又可以表示为：

PP(L,O) (L表示土地资源，O表示其他资源） （6）

将式(6)代入式（5）可得：

WXU(P(L,O),) （7）

将式(7)代入式（4）可得t时刻的社会福利水平为：

WWsWd=U(P(Lt流,Os),s)+U(P(Lt存,Od),d) （8）

（Lt流表示t时刻土地的流转量，Lt存表示t时刻土地的存量，Os和Od分别表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其他资源，s和d分别表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偏好）

由式(8)分析可知，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是实现农民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在进行某项经济活动时，当其福利水平和成本相同时，达到均衡。如果土地的需求方与土地供给方边际福利相等时，即满足，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土地MWs=MWd（MW表示边际福利）

无论由农民耕种还是给予企业开发而福利水平没有差异的话，达到帕累托最优。在实践层面上，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能保证土地的需求方给予农民的经济补偿能弥补他们由于失去土地资源而导致福利的损失，包括农民土地生产的经济收入、失去社会保障的依靠及生存环境恶化的福利损失。

三、保证和提高农民福利的对策

土地供给和需求双方在谈判上存在着不对等，农民缺乏知识、维权意识薄弱，在谈判中又难以联合起来，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在土地流转的双方博弈中常常处于劣势，这必然会对农民福利带来一定的伤害。为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政府和相关主体必须采取措施对农民的权益予以保障。

第一，加强相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建设。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导致我国土地产权不明晰，产权不明晰在土地流转中很容易成为政策漏洞，从而伤害农民的利益。加强立法，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目前土地流转中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保障土地流转内容的完整性、土地流转价格的确定性、土地流转目标的效率性以及土地流转格局的稳定性。加强立法建设是保障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向国家立法的转化的基础，是最终培育出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要求的经营主体，提高生产率与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的重要一环。

第二，完善和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按市场要求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发

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一套规范的土地流转程序，防止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暗箱和违规操作，切实保证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不受剥夺、和克扣。设立或者允许成立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主要负责收集待流转土地的信息，明码标价或者建立协商渠道。

第三，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额应当弥补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资源面导致的福利损失。征地补偿不应只有一次性土地征用补偿征用土地补偿费这种简单的形式，应充分体现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征用补偿标准不应低于在30年承包期所获的各种收益。并且，还要在考虑土地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的基础上，根据未来的发展形势，对补偿额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四，完善农民的生存保障机制和多渠道促进农民就业。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限制，农民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中立身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增加失地农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建立有效的培训与就业相衔接的机制；挖掘中小企业在市场化就业中的贡献力，拓展新的就业渠道；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消除城乡劳动力各种不平等的政策；同时创造有利于发展壮大的配套服务和制度条件，以确保失地农民能找到稳定的、收入较高的非农工作。

参考文献：

[1] 金丽馥，孙莉．基于失地农民权益流失问题的农地产权制度探析[J]．调研世界，2008(8)：40—42．

[2] 王克强．土地对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3)：5—11．

[3]聂鑫，汪晗，张安录．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福利变化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仙桃的调查[J]．国土资源科技，2008（3）：117—121．

[4] 邹伟，孙良媛．土地流转、农民生产效率与福利关系研究[J]．三农观察，2011(3)：31—36．

Th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Land Circulation

to Famers’ Welfare

YANG Rong，ZHAO Ya—Bo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Trade，Rongchang Campus, Southwest

University，Chungking 402460， China )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use of land circulation ,we divide farmland into Scale Farmland 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farmland. We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ex to assess the level of farmers’ welf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Circul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t also increases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When the land supply and demand is the same in both sides of the marginal benefits, it achieves the pareto optimality. But in the game, farmers often put at a disadvanta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ws and perfect the farmer's subsistence security mechanism and promote rural employment and so on , so to guarantee the level of welfare of the peasants .

Key words: Land Circulation ；Famers’Welfare；Scale Farml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farmland； Pareto Optim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