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1 1)大学已经不再特别了
有这么一种说法:“要是你能记得20 世纪60 年代的任何事情,你就没有真正
经历过那段岁月。”对于在大麻烟雾中度过大学时光的那些人,这话可能是真的。但是,20 世纪60 年代有一件事人人都记得,那就是:上大学是你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刺激的经历。20 世纪60 年代,加州的高校把本州变成了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然而,加州大学的主校园伯克利分校也以学生示威、罢课以及激进的政治氛围而著名。1966 年,罗纳德·里根竞选加州州长,他问加州是否允许“一所伟大的大学被喧闹的、持不一意见的少数人征服。”自由派人士回答说,大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容忍喧闹的、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在欧洲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以新的姿态和激情地投入到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或主义运动引发了他们与当权者之间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许多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可是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生与工会联盟,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戴高乐总统辞职。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活的特点并不仅仅是激进的行动。不论在什么地方,上大学都意味着你初次品尝真正自由的滋味,初次品尝深更半夜在宿舍或学生活动室里讨论人生意义的滋味。你往往得上了大学才得以阅读你的第一本,看你的第一部影人电影,或者找到和你一样痴迷吉米·亨德里克斯或伦尼·布鲁斯的志同道合者。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自由时光,你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可如今那份激情哪儿去了?大学怎么了?现在,政治、社会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似乎
不是凭借大学的助力,而是冲破其阻力才发生的。当然,一点不假,高等教育仍然重要。例如,在英国,布莱尔首相几乎实现了到2010 年让50%的30 岁以下的人上大学的目标,(即使愤世嫉俗的人会说,这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失业统计数据之外)。不过,大学教育已不再是全民重视的话题了。如今,大学被视为人们急于逃离的一种小城镇。有些人辍学,但大多数已经有些麻木,还是坚持混到毕业,因为离开学校实在是太费事了。
没有了20 世纪60 年代大学生发现的令人头脑发热的自由气氛,如今的大学生要严
肃得多。英国文化促进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外国留学生在决定上哪所大学时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从高到低依次是:课程质量、就业前景、学费负担、人身安全问题、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便利。大学已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在就业市场上增加就业几率的一个机会,上大学本身不再是目的,它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暂时想象一下:你能够改变世界。童年与大学之间的距离已缩小了,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在一个没有保障的世界里,现在的许多孩子依赖父母资助的时间比以前的孩子更长。21世纪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根本无法自立门户,因为那太昂贵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通讯。儿子或女儿每学期往家里打一两回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大学生通过手机与父母保持着脐带式联系。至于寻找痴迷无名文学或音乐的同道好友嘛,没问题,我们有互联网和聊天室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在那黎明时分活着是至福, 但年轻就等于身在天堂!”
华兹华斯的诗句说的可能是法国大,但是对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大学生而言,这样的诗
句同样真实生动。可是为什么对于如今的大学生来说,它们怎么就不真实了呢?
(UNIT1 2)后一切的一代
弗兰克•托马斯是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生,主修文学理论专业。 他希望当律师。
我从没指望通过上文学理论课来了解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或了解美国大学在如何变化。 这门课是让你在课堂上扮酷的——带着一丝熬夜太多的困劲儿,穿着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去过那儿,干过那事儿,对,这就是那件T恤衫”或诸如此类带有揶揄意味的俏皮话。 我是这样在课上消磨时间的:一边费力地听着性别理论和后殖民主义这样艰深的话题,一边用我的iPod检索着好听的音乐。 可是当我开始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我突然咔嗒一声开了窍。 我提起精神,开始重新审视大学生活。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很难说,从定义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无法定义的……就是有点儿否定和反对先前的一切的意思。 这就让人很难看清它究竟指的是什么。 这一术语于1949年被首次使用,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断定,对于文化或社会的未来,后现代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对我来说,它令我感到好奇,因为后现代似乎说的正是我那些酷劲十足、困兮兮的和冷嘲热讽、穿T恤衫的朋友们。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后”的:后冷战、后工业时代、后生育高峰、后9.11。 我们这一代人来自所谓的短世纪(1914-19),生于其后期。这个世纪充满了战争和,它改变了人类文明,推翻了强权,给我们留下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和特权。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与特权比从前任何一代人都要多。
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像历代大学生那样去造反、叛逆吗?在街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喊“不看到变化,我们决不离开”吗?不,我们做着相反的事情:我们去参战,根本不问为什么;我们放弃自己的公民自由权;我们每天在晚间新闻中观看破坏和死亡。 在大学里,我们在书上签名,加入各种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各种邮件通讯录中,戴为癌症研究义捐的标志腕带,观看电视转播的为非洲饥民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和为全球气候危机募捐明星义演音乐会——甚至去音乐会现场,假如能搞到票的话。 可是我们代表什么呢?就像真正的后现代一代那样,我们无法描述我们的政治抱负,我们没有可以激发灵感、鼓舞斗志的领袖人物,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没有方向或主题。 我们只是被我们之前的一切所定义,我们是穿切•格瓦拉T恤衫的一代。
这是一场运动,好像是鼓励个人集体地表现自我,似乎是在等待。 作为年轻人,人们期待我们愤怒,因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行为。
但是,我们如何反叛怀念的父母一代?我们如何去反叛有时候比我们更想闹的父母?我们不反叛。 不反叛就是我们的反叛。
我们真正的精力不是放在校园里,而是放在互联网上。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交流思想和受挫感的机会。 我们不再示威;我们不再到街上去,我们去聊天室。
我们以往所知的美国大学即将终结。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是“基地”组织,而不是“气象员”组织。 “校园接管”听起来不大像1968年的伯克利分校,更像2007年的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 歌词的寓意则属于另一个时代,并不反映当今的现实。 可是,科技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一样真实而深刻——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它是正在推进中的未完成的事业,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也许等到我们的父母不再说他们样样都好而我们一无是处时,他们或许会明白,后一切的一代说的话也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在书写,我们在用自己的语言书写。
(UNIT4 1)新闻头条
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以头条报道同一新闻的情形并不很常见。 这样的事件得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这正是2001年9月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塔之后发生的情形。 从那一刻起世界改变了模样,这样说也许并不夸张。
但是,使9/11值得纪念并(用媒体喜欢的话来说)具有新闻价值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性和国际性。 还有震惊和恐惧。 这一消息极度震撼,极具爆炸性。事发多年以后,许多人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时身在何处、当时正在做什么。 他们能记得自己的反应: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第一本能是去把这一消息告诉别人。这就证实了那句老话:“坏事传千里”。
一切重大新闻都是如此。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脸色煞白地向一班吃惊的七岁孩子通报说,肯尼迪总统死了。 我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是谁,但是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不安,后来就跑回家去告诉了父母(当然,他们已经知道了)。 事实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
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 一个事件光有客观重要性显然还不够——世界上有大量全球性的大问题,都会造成戏剧性的后果,从贫困问题到全球变暖问题——但由于它们都是进行中的,并不都会在同一天成为头条。对比之下,9/11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奇特怪异、出人意料,还(可能使读者对身陷那场悲剧中的人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具人性。
奇特怪异并不意味着重大。 就拿今天的《中国日报》上关于一只老鼠延误了一架从越南飞至日本的航班这条消息为例吧。 在河内机场有人发现那只老鼠在一架飞机的
过道里奔跑。 它最终被12 名技术人员合力逮住,他们怕它会咬破电线,造成短路。 飞机晚点了四个多小时才起飞。
你也许会说,这并不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除了少数乘客到另一国赴约迟到以外)。但是全球却颇有反响,从亚洲经苏格兰到美洲的电子版报纸都有转载(《爱丁堡晚报》的标题是《捉老鼠延误航班》)。
新闻价值的另一个元素是即时性。 这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近。 一周前发生的事件一般来说就不是新闻了——除非你刚刚读到它。 “何时”是受训记者常被教导用以勾勒新闻故事的五个“何”问题之一(其余是“何人”、“何事”、“何地”和“何故”);今天、今晨、昨天很可能在新闻报道所使用的时间副词中名列前茅。 同样,即将发生的事件(今天、今晚或今夜)也可能具有新闻价值,虽然,从定义上讲,它不出人意外,也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说到即时性,能够实时播报新闻的媒体,如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就比报纸的优势大多了。 眼看着事件在你眼前展开与次日早餐时在报上读到它的感觉大不相同。 但是,电视新闻未必比报纸报道更客观或更可靠,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图像是经记者或编辑根据特殊的目的,或至少是按照预定指示筛选过的;它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展现给观众的。 如果把摄像机移到别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谈到“媒体霸权”——或多或少地暗中影响公众。
但也许在第三个千年,这种权力正在减弱,或至少下放给普通民众。 个人博客的大量出现,通过像YouTube这样的网站自我广播的可能性,以及权限开放网页(wiki网)的增长都意味着任何人有任何话要说——或有任何东西要展示——现在都能立刻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和电视即将在一夜之间消失。 但是,在它们永不休止的搜寻有趣新闻——奇特怪异、出人意外和极具人性的新闻——的过程中,报纸和电视将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站来收集资料,为全球信息网络提供极具地方色彩的视角。
(UNIT4 2)报纸的末日?
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报纸击中前门、窗户或邻居的狗的叫声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对着一杯咖啡,也许还有早餐,看报的仪式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是工作日开始之前的愉快安宁。
可是,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报纸编辑们正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发行量下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向互联网阅读新闻。 这意味着同时下滑的广告收入,以及随之上涨的报纸定价,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挣到一样多的钱。 当然,像报纸这样价格敏感的产品可能会失去读者;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 那么将来会怎样?报纸是否走上了末路?
这种下滑是20多年来的长期趋势,在互联网问世之前就已出现。 从前,五分之四的美国人看报,而如今似乎只有不到一半。 1990至2000年间,成年人每天看报的人数从52.6%下降到37.5%。 年轻人中,情况更糟:18至34岁的年轻人只有19%自称每天看报。 而仅有9%的人相信报纸上的信息。
互联网广告的运作方式与报纸广告不同。 广告商可以逐分逐秒地监视广告是否在起作用,而不再需要依赖报纸的发行量。 互联网可提供的更多的窗口使广告收入之战更加激烈,印刷和生产成本却不可遏制地上涨。 结果,《纽约时报》公司旗下各种报纸已裁减了700份工作。 《巴尔的摩太阳报》即将关闭其驻外新闻机构。 在英国,多数报纸都缩版成为小报开本,意在吸引年轻读者,但是因为“小报”有“低档廉价”之嫌,有些报纸就称新开本为“缩编版”。
所有发行量大的报纸都建立了强大的网站。 互联网为任何有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窗口;报纸编辑最喜欢的莫过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反馈和意见,他们能从中得到安慰。 如今十几岁的少年已不记得曾经没有互联网的日子了;只有在写关于印刷新闻这一特定媒体的作业时他们才去看报纸。
不可否认报纸对环境的影响。 世界上每年有近40亿棵树木被砍伐用来造纸,约占全部木材砍伐量的35%。 但必须承认,许多用来造纸的树木是在特别的种植园出产的,它们是定期砍伐和栽种的。 而且,旧报纸常被回收利用,变成新的报纸。 尽管如此,在美国,造纸厂是对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日报或周报依然是个伟大的传统。 “没有周日版报纸的周日就不是周日,”这样的评语常见于在英国所做的调查。 其他评语则提到报纸比笔记本电脑更方便之处:“我的报纸永远不会没电,”“假如我的报纸掉到地上,它不会摔破,”“空姐从来不会叫我把报纸收起来,”此外,还有评语让我们想到英国全国的外卖食品的传统包装方式,“你可以用它们来打苍蝇,还可以用来包鱼。”
如此看来,报纸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未来报纸发展的趋势包括对本地新闻需求的日益增长,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对生活方式新闻的持续开发利用——尤其在个人理财和旅游方面——将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有些评论者建议,报纸不应粗制滥造(尽管这是增加市场份额的通常做法),而应该精工细作。也就是说,尊崇以正直、诚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从事新闻报道的原则。 具有为读者所敬重的办报立场的报纸肯定比互联网上零散阅读的同类报道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声望。
此外,小城镇报纸对于为人父母者总是意味深长,因为其子女的照片也许会在上面刊登,几天都是新闻。 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坐在扶手椅上看传统的周日版报纸,这将是难以打破的习惯。
但是这样是否足够?或者,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看到报纸的消亡?
(UNIT5 1)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地中海一座小岛上的美军基地里。虽然流血和破坏的场景揭示了一些战争的恐怖,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没有英雄或英雄行为,敌人并不真是德国人(在故事中并未出现),而是能致你于死地的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的长官。《第二十二条军规》主要是一部滑稽小说,其主要人物,一名叫约萨里安的飞行员,只有一个目标——活到战争结束,然后回家。他以为通过装疯就能做到这一点。那是个粗鲁的玩笑,可是达尼卡大夫并没有笑,直到约萨里安又执行了一次任务之后,再次来求他要求停飞——尽管这没有任何指望。达尼卡大夫窃笑了一下,很快又沉浸到他自己的麻烦中去了,这包括怀特·哈夫特指挥官那天早上一直在向他挑战,要和他比印度式摔跤,而约萨里安则恰恰在彼时彼地决定要发疯。“你这是在浪费时间,”达尼卡大夫不得不告诉他。“你难道不能让疯子停飞吗?”“哦,当然。我必须。有一条军规说我必须让疯子停飞。”“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停飞?我疯了。问问克莱温格去。”“克莱温格?克莱温格在哪儿?你把克莱温格找来我就问他。”“那就随便问谁吧。他们会告诉你我有多疯。”“他们疯了。”“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停飞?”“他们为什么不要求我让他们停飞?”“因为他们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然疯了,”达尼卡大夫回答。“我刚才告诉你他们疯了,不是吗?你不能让疯子来断定你是否疯了,对吧?”约萨里安冷静地看着他,换一种方法说。“奥尔疯了吗?”“他肯定疯了,”达尼卡大夫说。“你能让他停飞吗?”“我当然能。不过他得先请求我。这是军规的一部分。”“那他为什么不请求你?”“因为他疯了,” 达尼卡大夫说。“要在无数次死里逃生之后还坚持执行战斗飞行任务,他一定是疯了。当然,我能让奥尔停飞。不过他得先请求我。”“他要想停飞就只需做这些吗?”“就这些。让他请求我吧。”“那你就可以让他停飞了?”约萨里安问。“不。那我就不能让他停飞了。”“你是说有卡子?”“当然有卡子,”达尼卡大夫回答。“第二十二条军规。任何想要逃避作战任务的人都不是真疯。”只有一个卡子,那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它规定:在面对真正的、紧迫的危险时考虑到自身安全是理智的思维过程。奥尔疯了,因此可以停飞。他只须提出请求;而一旦他提出请求,他就不再是疯子,就得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如果去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奥尔就是疯了,如果不去他就不疯,但如果不疯,他就得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去飞,他就是疯子,就无需飞;但假如他不想飞,他就是正常的,就不得不飞。约萨里安被这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绝对简单深深地感动了,不由得充满敬意地吹了声口哨。“第二十二条军规,可真是个卡子,”他说。“它是所有军规中最好的一条,”达尼卡大夫表示同意。
(unit5 2)安妮•弗兰克日记的故事
“1944年6月13日。 又一个生日过去了,我现在15岁了。 我收到了不少礼物:一本艺术史、一套内衣、两根腰带、一幅手帕、两罐酸奶、一罐果酱和两小块蜂蜜饼干……彼得和我在藏身所里待了两年了——我们经常谈论将来、过去和现在,可是……我想念外面真实的世界,而且我知道它存在。”
安妮•弗兰克在她现已出名的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当时她和她的家人躲在“秘室”里,那是她父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后面的几间屋子。
弗兰克一家实际上是难民,是从德国移民到荷兰的犹太人,定居在阿姆斯特丹以逃避纳粹的。 但是在1940年5月,当德国入侵并占领了荷兰之后,对荷兰犹太人的也很快就开始了。
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安妮和姐姐玛戈被禁止上学、骑自行车、甚至坐汽车。 德军只允许他们进某些店铺,任何时候都要在衣服上戴着一颗黄星以表明他们是犹太人。 大卫王之星,一种重要的宗教象征,被纳粹变成了一种耻辱的标志。
到1941年,纳粹开始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集中营,集中营很快就变成了死亡集中营。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把家人和生意伙伴的家人藏起来。 1942年7月6日,就在安妮开始写日记数周后,弗兰克一家躲了起来;一周后,范•佩尔一家人也加入进来。 在其后的两年里,八个人就关在六个小房间里,绝不能外出。 两家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
在躲藏的日子里,安妮一直坚持写日记。 她逐日叙述“秘室”里的日常活动,也记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 她很难设想未来;她和别的人都清楚,犹太人被捉住会有什么下场。
“我们的许多犹太人朋友和熟人都被成群地带走了。 盖世太保对他们非常粗暴,用运牲口的拖车把他们运送到德伦特最大的集中营威斯特伯克,他们把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里。…… 如果说在荷兰都这么糟,那么在德国人送他们去的那些遥远的蛮荒之地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猜想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被杀害。 英国广播说他们正在被毒气熏死。” ——1942年10月9日
尽管安妮在许多方面都是个普通的十几岁少女,好奇、自我批评而且喜怒无常,但她还是个相当有天赋的诚实的作者,为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着。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她的日记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没有放弃所有理想,这简直是奇迹;它们显得那么荒唐和不切实际。 然而,我紧紧抓着它们,因为我仍然相信,不管怎么样,人们的内心都是真正善良的…… 我必须坚持我的理想。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的理想会实现。
我完全不可能把我的生活建立在混乱、苦难和死亡的基础上。 我眼看着这世界正慢慢地变成荒野;我耳听着那逼近的雷霆,终有一天也会把我们摧毁;我感受着数百万人的苦难。 然而,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将变好,这残酷的现实也将结束,和平和安宁将再度回归…… 我必须捍卫我的理想,因为也许我能够实现它们的时候就要到了。” ——1944年7月15日
安妮写这些话,并非在展示简单幼稚的乐观主义。 那是她的信念和人类尊严权利的宣言。 它传来的是一个孤独少女的声音,她为自己写作,但同时也是所有无辜受者的呐喊,他们的命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难。 这就是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被誉为犹太(其间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之声的原因:她的话代表了全人类的心声。
1944年8月,他们的藏身处被突袭了,纳粹逮捕了每一个人。 他们被带往一个过渡性集中营,被迫做苦工。 从那里,他们又被火车送往奥斯威辛。 一个月后,安
妮和玛戈被转移到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她俩均于1945年3月死于斑疹伤寒和饥饿。 安妮•弗兰克时年15岁;她的姐姐19岁。 在躲藏的八个人中,唯一幸存者是奥托•弗兰克。他在战后发现了女儿的日记,设法出版了它,以表彰她的勇气。 当安妮在日记中写下“我希望你对我会是极大的支持和安慰”这句话时,她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她的文字也会是对全世界的支持和安慰。
(UNIT8 1)绘画消遣(节选)
一位天才美国心理学家说过:“烦恼是感情的发作;此时大脑缠住了某种东西不肯放手。” 在这种情况下,和头脑争论(让它放手)是无用的。 愿望越强烈,与之争论就越是徒劳。 你只能温和地将另一种东西慢慢灌输到痉挛状态的头脑中。 如果(这一东西)选得恰当,而且它真的从另一领域的情趣中受到启迪的话,那么逐渐地,往往也是迅速地,原先不适当的“不肯放手”就会慢慢放松,恢复和补救的过程就会开始。 因此,对于公众人物而言,培养业余爱好和新的兴趣才是上策。 但这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单凭意志力就能做到的事情。 精神情趣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要想在需要的时候可随手摘取充满生机的果实,种子就必须精挑细选,必须播种在肥沃的土壤里,还必须辛勤地护理。
要想真正快乐,真正安全,一个人至少应有两三种业余爱好,而且必须是实际可行的。 到了晚年才开始说:“我会培养对这或对那的兴趣”,这是没有用的。 这种愿望只能加剧精神紧张。 一个人可能会获得大量与其日常工作无关的知识,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益处或宽慰。 做你喜欢做的事是没有用的,你要喜欢你做的事。 泛而言之,人可以分为三类:极其劳累的人,极其操心的人,极其无聊的人。 对于卖了一周力气、流了一周汗水的体力劳动者来说,让他们在星期六下午踢足球或打垒球是不合适的。 同样,对于工作了六天、一直为公务操心的政界人士、专业人员或商人来说,在周未再让他们为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操心劳累也是无益的。
那些能够支配一切、能够肆意妄为、能够染指一切追求目标的人是“不幸的”。对于他们而言,多一种新的乐趣、多一种新的刺激只是增加一分厌腻而已。 他们到处奔乱跑,企图靠喧闹和骚动来摆脱无聊对他们的报复,但这么做是徒劳的。 对他们来说,某种形式的纪律约束是最有希望让他们走出困境、走上正道的。
可以这样说,理智的,勤劳的、有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认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第二类人认为工作和娱乐是一回事。 这两类人当中,第一类人占大多数。 他们是能够得到补偿的。 在办公室或工厂里长时间工作给他们带来了报酬,这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使他们对寻找快乐充满了渴望,哪怕是最简单、最质朴的快乐。 但是,
幸运之神偏爱的是第二类人。 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自然的和谐。 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永远不会太长(永远都不够长),每一天都是假日,而当普通节日来到时,他们会感到厌恶,因为这强行打断了他们埋头从事的工作。 然而对这两种人来说,换换脑子,改变一下气氛,转移一下注意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把工作当作乐趣的人,很可能是最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工作放下,让头脑放松的人。
(UNIT8 2)闲暇无为——或如何歇着无所事事
数百年前,人们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因为人人都在辛苦劳作。 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有了较多闲暇,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歇着无所事事是一种罪过。 于是为了避免诱惑,他们发明了足球、橄榄球和板球。 人们开始从事更温和的休闲活动,如观鸟、园艺、收集火车头号码。他们甚至可能只是观看一项运动,给人一种有事可做的印象。
其中一个例子是板球。这是一种规则怪异的奇特游戏,如果五天之内毫无进展,玩家往往就会决定双方战平。 而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人人都对这毫无结果的比赛感到心满意足。 这是个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闲暇无为的好例子。
渐渐地,近年来闲暇无为中的互动变得甚至更少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休闲物种进化成功,它认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体育节目或数码影碟是它们能做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无为了。 这就是沙发土豆。
那么,谁想当沙发土豆呢?嗨,事实上,许多人想,理由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今天你休息,也许你刚下班或放学。 也许你累了,只想放松。 对沙发土豆来说,任何活动都太麻烦,懒散是一门艺术。
怎样才能变成沙发土豆呢?那很容易。 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例如一张躺椅、一个豆袋或……你知道接下来就是……一张沙发。 可别坐在土豆上。 确保你拥有所需的一切:零食(尤其是土豆片——严肃的沙发土豆不会吃别的)、饮料、杂志和电视。 最重要的装备当然是遥控器了。 没有无需离开沙发就能换频道的自由,沙发土豆就配不上这个称号。 事实上,没有遥控器看电视有变成近似体育锻炼的危险,或许是应当避免的。
现在,就开始看电视吧。 每隔十秒钟换一次频道,然后继续换。 别太热心,尽量不要对任何节目太感兴趣,因为这会威胁到你的沙发土豆身份。 (记住,你的注意力
持续时间只有马利斯派铂马铃薯那么长。) 最后,请别人帮你做事,如拿更多食物,或租影碟。 但是对他们态度要好!如果你态度不好,你就很可能得亲自动手了。 但是,对于每种新时尚,都会有反对者。 英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英国农民对“沙发土豆”这一叫法感到愤怒,因为它败坏了土豆的形象。 英国土豆协会称,土豆是天然有益于健康的,它们将要组织活动,要求把“沙发土豆”一词从《牛津英语词典》中删除。
你瞧我没说错吧!沙发土豆是健康的。
当然,对于真正的沙发土豆来说,固有的危险还是有的。 也许最大的危险来自缺乏锻炼,其后果被专业沙发土豆称为电视肚。 然而,有些人则视自己的电视肚为专注闲暇无为的标志,骄傲地把它系在裤腰之上。 (有趣的是,这是一种极为时尚的穿法,叫做松糕顶。 下次泡星巴克的时候去弄明白为什么吧。)
可是时间在推移,到了21世纪,我们现在又有了沙发土豆的翻版,特指电脑在线活动。 这叫做鼠标土豆。 鼠标土豆在电脑显示器前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他们的表兄沙发土豆一样缺乏对外界的兴趣。 鼠标土豆痴迷于与世界各地的块茎同伴玩在线游戏。 事实上,离开电脑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你受到世界上较亮时区的鼠标土豆对手的威胁。 休息期间,他们通常广泛搜索互联网或加入在线聊天室,在虚拟世界到处留下缺乏见识和拼写拙劣的意见,一般来说是对人家智力的污辱。
对于更具冒险精神的鼠标土豆来说,你甚至可以登陆沙发土豆旅游网站,去周游世界,造访列国,如果没有该网站你可能永远也去不了这些地方。 通过记录你的鼠标旅行的距离,你还可以算出你在电脑上花了多少时间。 这叫做鼠标英里数,所有好的电脑商店里你可以拿它换更多的土豆片。
就这样,费最小的劲,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闲暇无为。 变成一个沙发土豆吧!养一个那样的电视肚吧!作为鼠标土豆刻苦训练,挣鼠标英里数吧。 今天就开始吧。 时间那么多,而要做的事情却那么少。
(UNIT9 1)你适合做这个工作吗?
过去,大学生活很轻松。 那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三年,你知道这一点。 你是这样消磨时光的: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与新结交的朋友聊到深夜,在壁球场和板球场上尽情地挥舞球拍,或是作为大学戏剧社的大腕在舞台上昂首阔步。 不管你有什么爱好,大学生活都能为你创造条件。 而且,别忘了,你的学习还总能跟得上,能完成指定的阅读,并在最后一分钟匆忙草就那一周的文章。 你唯一没有时间考虑的是过完这激动人心的三年后要做什么。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考虑,因为无论选择什么职业,都有一大堆公司排着队来聘用你。
那是过去英国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情形,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最近一项对英国各大公司的研究表明,即使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大学生再也不可能一毕业就得到最
好的工作了。 今天的大学数量比30年前翻了一番,4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 由于并不缺少大学毕业生,拥有一个优良的学位对找工作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竞争很激烈,结果是如今的大学生花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为那些可怕的期末考试做准备,做报酬低的兼职以偿还债务。
然而,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 英国二百多家公司的经理认为,学生花在学习或挣钱维持生计上的时间太多了。他们本应该去参加各种俱乐部,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和现场演示。 这些经理还说,他们宁可让职位空缺,也不愿意聘请那些缺乏必要技能,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占领商机的毕业生。
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经理们相信,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学位课程里增加社交能力的训练。 有的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南安普敦大学历史系学生必须做一个为期十二周、六人一组协同工作的项目——通常与当地的生活有关。 项目内容包括:做一次演示、写一篇集体论文、做一项公众服务——可以是给中、小学生讲课,或做一期有关中、小学教学的广播节目。
毫无疑问,这种合作学习法能帮助许多学生培养有助于改善就业前景的个人技能。 公司在面试应聘者时使用的最有名的人格测试之一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简称MBTI),这种分类法把外向/内向性格两分法置于它所分析的人格特征列表之首。 测试中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它认为:性格外向者更适合做团队工作或与他人打交道的工作。
南安普敦大学项目中同样有趣的一个理念是:学生应该关注比校园更广阔的社区,并设法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今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学生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学并不是与社会现实问题完全脱钩的学术象牙塔。正相反,大学本身可以促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学学位课程之前、期间、之后,学生们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志愿者。 正如我们所知,大学课程需要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一般人会选择腾出上大学前或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时间作为实践年。
通常,志愿者工作指帮助病人或老年人、在假日营里招待贫困儿童、在第三世界国家教书,或者做农业或环境研究项目。
对那些选择在这些方面施展才能的学生而言,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可以把他们获取的丰富经验写进个人履历里,而未来的雇主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些经验的。 不过提醒一句:你应该记住自己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曾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了两年的谢恩•欧文指出:“志愿者的工作能教给你宝贵的职业技能,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想着通过志愿者工作来给自己的履历表增添光彩——你做志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想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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