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近代史，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践踏。他们残酷的对待中国百姓，掠夺中国的物产和劳动力。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来临，传教士这一特殊的群体，也来到了中国。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把传教士描写成披着宗教名义的恶魔，不但在物质上侵略我们，而且蚕食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整理历史，冷静的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外国传教士对19世界的中国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论是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还是在19世纪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传教。而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的宗教，传教士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如法国学者戴密微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传教士与耶稣会士一样，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传统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当他们来到中国，学识让他们有学习分析中国文化的能力，初到中国，中国的一切他们都感到新鲜，一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曾经不无夸张地说过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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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和婴儿的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是太不相同了。他们会对中国人熟视无睹现象去思考研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有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经常是在东西方情况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而自身感受不到的东西。西方传教士掀起了一股对中国研究的热潮。据统计 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作者多为传教士。毫无疑问，传教士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
在这期间，传教士为了更加方便的与中国人拉近距离，加强了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 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1923年出齐，总共6大本，合计4595页。1815 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1828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广东土话字汇》一书。
一方面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随着传教士传入西方。鸦片战争前，四书五经已被介绍到了西方，但除了拉丁文之外，还没有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1840年以后，一批传教士致力于翻译介绍中国的经籍。《道德经》、《离骚》、《楚辞》的翻译、《论语》、《孟子》、《列子》、《墨子》等一大批中国著作被书译为英文、德文等文字，在西方流传开来。
传教士的这些活动推动了西方中国学的兴起。随着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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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的深入，这些国家扩大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许多高等学府例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东方现代语学校，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相继设立中国历史和文化讲座，开展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一些传教士学者成为这些讲座的主讲人。
在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宗教文化时，为了更多的人接受西方的思想，传教士采用了兴办教会学校这一途径。教会学校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另一方面增强中国人对外语的学习，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宗教，客观上却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 教会学校的课程除了《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还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而且还包含对《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的教授。对中国传统《四书》《五经》授课，是为了更符合中国人对知识的要求，以便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会学校来。并且传教士也希望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学生在以后可以在仕途上有所成就，这样可以更进一步的促进传教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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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教会学校中的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
因为中国民众的戒备心理和社会对于西方教育的需求不大，教会学校兴建早期门可罗雀。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国民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需求增加，教会作为中国当时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一大批中国学生涌入教会学校。到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
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十分重大。中国第一批的留学生就是在教会学校，由传教士带到国外。早期留学生的记录有两次意义重大，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这是中国留学生首次进入英国留学，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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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教会学校也把中国女性列入到教育的队伍，让被封建社会禁锢多年的中国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都是华北女字协和大学的毕业生。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
教会学校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步。教会教育让当时的中国人开始重视全面的教育，让中国人萌生出建造自己的高级学府的愿望。当时已经成熟的宗教学校为中国学府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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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
综上所述，传教士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李佳白曾经说过，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他特别强调：“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些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得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许多传教士成为中国改革运动参与者，在历史上留了长久的痕迹。
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思想文化进程中，传教士及在创立的教会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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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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