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06日 来源：新民晚报
专家点评
瑞金二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屠奇敏：社区工作者队伍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力量，是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社区工作者队伍。目前，很多社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社区工作者更多是凭着一股热情和执着，坚持扎根在社区。但是和他们的劳动价值相比，其社会认同、职业地位和收入待遇还不相匹配，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一号课题”出台后，让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看到了职业发展前景，随着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制度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社区工作者队伍，从而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80后耿文蕙、80后倪菲、90后陈磊，都是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的社工。对她们来说，进入2015年，与往年不同的是，“社工”的职业发展走向更为明朗：社工不是志愿者，是职业是专业，需要职业化、专业化。3人有着从1年到10年不等的从业经历，她们又是如何经历“职业社工”的萌芽和发展？
90后陈磊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张家阿婆早饭吃好了吧，李家阿婆感冒好点了吧，赵家爷爷不再生气了吧……在延中社区，陈磊负责10多位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每天的探望，都是必需的。
放心，就算赵家爷爷再不开心，见了陈磊也是开心的。陈磊长了副喜庆的笑模样，做社工，这可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老人家们哪有不喜欢“开心果”的？
更关键的是，她关心老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老人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点，耳朵背了点，可是，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人家对他们好不好，他们一下子就能感觉到。”陈磊做了1年多社工，她觉得，做一样工作，只有喜欢做，才能做下去。而且，陈磊没有后顾之忧，家里支持她做社工，她可以很投入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要问新年的打算，“我还只是初级社工，我希望自己变得更专业啊！我行的！”陈磊笑起来阳光灿烂。
80后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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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技能如鱼得水
倪菲做了5年社工，如今，她工作的地点是茂名社区。周边老建筑里居住的除了老人，就是外地人和外国人；老年居民中，知识分子特别多。
这样的人口特点、地理环境，社工服务社区的方式也是有特点的。社区微信公众账号服务平台，就是茂名社区的服务平台之一，社区有什么文化活动、服务信息，也在上面发布。前一阵子，平台上面发布“蓝丝带”信息——号召开自备车的居民，都在车把手上拴一条蓝丝带，承诺“低碳出行”少开车，接受倡议的，本地居民、外地居民、外籍居民都有。“外籍居民如果需要社区帮助，说汉语，说英语，都行！”倪菲说，社工考核虽然没有外语水平测试，可是，这对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社工，还真不算个事。
要问社工倪菲的工作心得，那就是——更多元的沟通平台，更开放的沟通空间，更全面的沟通技能，让青年社工如鱼得水。
80后耿文蕙 被信任被需要被依靠
80后耿文蕙，高级社工，10年社区执业经验，人很稳重，也很干练。
10年里，和她差不多年龄的社工走了不少，她留下了，每月二三千元的收入。有一次，她听说一位曾经的社工同事开着大奔回到社区看望大家，同事选择改行，一个原因是社工收入太低，改了行，收入大为改观。但当社工的感觉，再也无法在新行当里找到。
做社工，究竟是什么感觉？“被信任，被需要，被依靠！”耿文蕙说。
在耿文蕙工作的巨鹿社区，老年人口超过了30％，在这里，针对老年人的电话诈骗、保险诈骗，几乎没有生意；因为，老人们只信居委会，如果有生人上门，老人们会说，“居委干部来了，我们才相信！”
“所以，我留了下来，还要一直留下去。”耿文蕙说，这就是她的新年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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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社工和志愿者怎样成为医患润滑剂
2015年01月04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睛：上海的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如今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做法，让病人在出院时、或者至少在住院期间，能有好脸色、好心情，青年社工和志愿者，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剂润滑剂。第三方机构日前开展的调查显示，认为通过青年社工和志愿者的工作能促进患者配合医护人员诊疗的占75%，认为能缓解医患关系的占50%。
癌症病房是医院里矛盾相对集中的地方。在癌症患者的住院病房里，有人因为对生活不抱希望而嚷嚷着要跳楼，也有人怀疑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准而不配合治疗，还有的人会在病房里大声与家人争吵“到底要不要救”，激动起来，有骂街的、打架的，还有穿着病号服撞墙的。
住进各大医院肿瘤病房的患者，几乎都没好脸色，或是低头看地板，或是躲着外人的目光悄悄抹眼泪。但在上海，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如今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做法，让病人在出院时、或者至少在住院期间，能有好脸色、好心情——青年社工和志愿者，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剂润滑剂。
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党委副书记邬惊雷介绍，上海全市现已有152家单位试点医务社会工作，已有医务志愿者5万余名，为800余万人次患者提供导医、交流、探视、心理舒缓等服务；2012年至2014年，全市共有652名医务社工接受培训，医务社工培训已被列为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项目。
社工和志愿者所起的作用如何？据2014年第三方机构开展的调查显示，认为通过他们的工作能促进患者配合医护人员诊疗的占75%，认为能缓解医患关系的占50%。
哥大硕士“蹲守”儿童医院
出生于1990年的张靓婕，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季庆英的“骄傲”。她每次到市里参加医务社工会议，都会向别人介绍：“我们医院有5个社工，其中4个是社工专业硕士，还有一个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工专业。”
在社工工作相对发达的上海，一家医院能够拥有5名专职医务社工依然是件“奢侈”的事儿。那个毕业于哥大的“牛人”，就是张靓婕。如今的她，把自己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上午9点到10点，她在血液肿瘤大楼里接待家长咨询；10点到11点30分，她会在5楼和6楼白血病患儿病房查房；中午是个案管理和分析时间；下午1点半到3点半，她要给需要帮助的患儿提供社工服务；3点半到5点，又是查房时间。
这个作息时间表，就贴在社工工作室门口的醒目位置。上面还留下了她的联系电话——实际上她可以随时接待家长咨询。她是血液肿瘤科社工负责人，也是该院唯一一名为血液肿瘤患儿提供服务的专职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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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纳闷，哪来那么多案例给这小姑娘“管理”？她所在的这家医院，是全亚洲最大的儿科血液肿瘤诊治中心，仅这一个科室，就有100多张病床，每天爆满。这里每年要做150例骨髓移植手术，全年收入患儿超过600名。
这些患儿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人只有父母一方陪同，另一方则在外打工挣钱。有时，家长会盯着一个护士，一天问20个同样的问题——我要不要告诉孩子他得了这个病？
季庆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里不仅患儿需要社工、家长需要社工，就连护士、医生都需要社工，“家长卖了家里的牛、田地、房子给孩子治病，有的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充饥，他们的负疚感怎么缓解？孩子临终，有个小小的做照片的心愿，谁来帮他实现？医生护士经常面对生离死别，重症患儿下病危（通知）了，谁在医患中间做沟通？”
张靓婕自己建立了一套转介查访制度。医护人员行医过程中发现问题患儿，会转介给她；家属向医护求助、向社工求助的患儿，也会到她这里；查访发现问题患儿，她也要跟踪辅导。
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有的孩子，上化疗后愈后情况依然很差，母亲在床头哭着喊着说没钱了，孩子情绪激动用水果刀割腕、拿脑袋撞墙；有的父母，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一个要继续治疗，一个要放弃治疗；还有的患儿哭闹着不愿配合医护接受任何治疗。
张靓婕每天都会陪在这些孩子、家长身边，帮助他们解开心结。
癌症“同伴”来当志愿者
在医院，除了人数较少、专业技能极强的社工以外，医务志愿者也是一剂足量的“润滑剂”。
２０１４年11月11日下午3点，志愿者马耀民刚一走进上海东方医院十西病区肿瘤病房，病房里的4个癌症病人齐刷刷地向他点头问好：“小马你来啦。”把随身物件往凳子上一放，小马就有板有眼做起了“医生”，他走到每一张病床前，询问病人当前的诊疗进度：“今天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
马耀民是一名医务志愿者，每周二他都会在早上8点准时来癌症病房报到，之后参与查房。他同时也是一名癌症患者。2006年时，他罹患肺癌；2009年复发，癌细胞扩展到肺部；2010年，他加入东方医院医务志愿者团队，每周来与癌症病友聊天，帮助病友缓解压力。
他的蓝色马夹上，挂着一块“义工”工作证——他是一名五星级义工，工作内容就是陪聊。 这种陪聊，在旁人看来似乎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在长期与义工合作的东方医院肿瘤血液科主任高勇眼中，陪聊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医护人员规范化诊疗的作用，“我们可能是占30%，马耀民的功夫能占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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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医生相比，马耀民在患者心中的地位更崇高些。十西病区7号病房26床的一个癌症病人告诉记者，在“要不要化疗”、“要不要放弃治疗”等关键性问题上，她更愿意听从医务志愿者的解释，“他们（医务志愿者）跟我讲，我愿意听”。
肿瘤科护士长巢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肿瘤病房里的医护人员的心情也未必比病人好到哪里去，他们长期面对各种质疑。有的病患跟送检师傅约好早上8点去检查身体，师傅晚来十分钟，他就发脾气，觉得医护人员轻视他的生命；有的病人觉得生存无望，爬上窗户栏杆要跳楼；还有的人，护士给他打一针，他都要反复核对、找到依据，生怕这一针影响到诊治效果。
每次遇到不配合、不信任医护人员的病人，巢黔都会请医务志愿者出马。在马耀民劝说下，愿意接受化疗的病人，不下20人；他还合力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把一个想从10楼跳下的病人劝了下来。
２０１４年8月，一名癌症病人在东方医院去世。他的家人，给医院送来感谢信，感谢医院给了他7年“志愿者时光”。
医患之间关键要“多动动嘴皮子”
每周三下午1点半到5点，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病区的舒缓门诊时间。所有重症、疼痛、难治病患儿和家长，都可以来这里享受舒缓服务。与大多数门诊由一个医生负责“看病”不同，舒缓门诊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和一个社工组成3人舒缓疗护团队，为病人“看病”。
医生的工作，是告诉病人诊疗专业知识；护士的工作，是向病人解释“癌痛”原理，告诉他们平时保持什么样的体位可以减轻疼痛；社工的工作，就是陪孩子、陪家长聊天，疏导情绪。
医务社工张靓婕告诉记者，实际上，大多数医患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关键是要“多动嘴皮子”。而医生的弱势，就恰恰在于不爱动嘴皮子。
她曾应邀给各个科室的医生讲课，主题是“患者心理”。“有的家长会一直不停地问，有救吗？能活多久？治愈率是多少；有的家长，医生明明告诉他去哪里哪里拿个什么单子，他偏偏不去拿；有的家长陪孩子检查身体，孩子哭闹，他也不管不顾。”张靓婕说，上述这些案例，是最容易导致医生“不高兴”的事项，他们天天被同一个病人问同样的问题，总是有病人不把“规定”放在眼里，还有病人“过度放任”孩子。
在培训课上，她重点告诉医生们，这些现象背后是有其科学心理背景的。比如家长反复询问治愈率，其实是在寻求心理安慰，医生只要不断回答他就行，不必着急上火；比如病患家属总是忘了各种“条子”，那是因为他们焦虑不已，容易忘事；再比如家长不顾孩子哭闹，其实不是“过度放任”，而是他们心中内疚，想要补偿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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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下来，令张靓婕成就感“爆棚”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医生、护士在休息间隙聊天时，谈及某某病人及家属的不礼貌表现，会说出更多理解的话，而不是埋怨，“人家得了这个病，也不容易，算了算了”。
２０１４年1２月17日，张靓婕接受记者采访时，像往常一样坐在门诊隔壁的社工工作室里接待病人。尽管主动来找她的人不多，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还是认真做着案头工作，“要保证每一个有需要的患儿都能享受到服务”。这家医院医务社工的平均月薪只有不到5000元，小张这个月的月薪，还因为补交了4个月社保到了“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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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着力在社区推进社会工作 社工人数达1.5万
2014年03月17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3月17日电 (记者 宗晨亮)“2014年上海社会工作推进会”17日在杨浦区召开，上海市17个区县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恩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目前，上海具有职业资格的社会工作者已经达到1.5万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已经突破百家，活跃在民政、司法、卫生、统一战线、人口计生、信访矛盾化解、灾害救援以及工、青、妇、残等20多个领域。比如上海已经有103家医院设立了社会工作岗位，医务社工们配合开展医疗服务，融洽医患关系。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在社区推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治理的过程要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如果基层“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解决，服务也好，管理也好，就不可能到位。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4年上海市将重点在社区推进社会工作，就是要在社区发展中，创新性地引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专业方法，有效链接社区各类资源，发掘社区内生动力，提升社区服务能级、和谐社区人际关系，解决基层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会议要求，各区县民政部门作为社会工作业务主管部门，要协同相关部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培育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促进社区共同体成长。
2013年，上海市民政局开展了社会工作示范社区创建计划，确定浦东新区唐镇人民政府等34个社区(街道、镇)为上海市社会工作示范创建社区。2014年1月，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等17个街道(镇)被民政部确认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今年，上海市民政局将着力以社区为重点推进社会工作，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并围绕示范社区创建开展“社会工作支持下的社区成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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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角落 都有社工满满的爱
2014年03月19日 东方今报
昨日是第八个“国际社工日” 东方今报记者带您走进社工这一特殊群体
【弘扬社工精神，服务困境人群。】昨日，是第八个“国际社工日”。民政部在全国开展以“弘扬社工精神，服务困境人群”为主题的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社工”这个名词，也慢慢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东方今报见习记者 刘羽/文 首席记者 张晓冬/图
昨日是第八个国际社工日。你了解“社工”吗？“准社工”的担忧，你知道吗？ 【故事】
一个女大学生社工的彷徨
“行业的发展决定我们未来的出路和以后的职业选择，或许，我可以成为河南省社会工作行业的奠基人。”在提到社工也个职业的时候，已经有近三年工作经验的李金玲如是说。 李金玲，2011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是玖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岗位社工”。
前不久，李金玲的好朋友，离开社工服务中心后考入某药监局，这让她很羡慕。“工作，就是为了生活。就算我再有爱心，我也需要牛奶和面包。”李金玲觉得，她的工资待遇在朋友中属于“低保户”，这也是她曾考虑离开社工队伍的主要原因。
和李金玲同批进入的十几名社工，如今只剩下四个。作为河南省第一批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的受益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行业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现状】
社工收入不高 机构留不住人
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的吕理想，是郑州市金水区东方爱心社工服务站的一名社工。每个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郑州不算高。
玖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孙艳红认为，社工收入不算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行业国内刚刚起步，人们对这个行业的认识不多，造成很多社工的服务工作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购买社工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各种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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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工是新兴行业，我们也遭受了不少冷嘲热讽，再加上工资低、工作辛苦，一些年轻人觉得理想与现实有差距，就会跳槽。社工机构会出现留不住人的情况。”孙主任说。 【前景】
社会需求量将越来越多
据了解，中国内地目前有专业社工36万名，全国已有70余所高职院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科，289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本科，每年培养3万余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按照民政部的计划，今后将继续推进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2020年社会工作者将增加到145万名。 据了解， 2011年我省社工人才缺口已经近20万人。2012年，我省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不到2000人。
根据《河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到201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3.5万人，其中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达到同等能力素质的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约3000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约500人。到2020年，总量达到10万人，中、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分别为1.2万人、1800人。 到2020年，基本达到“一社区一社工”，基本实现街道（乡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全覆盖。 读一送一：社工与义工的区别
社工指的是非营利的、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活动。在国际社会，这类活动还被称为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服务。
义工也叫志愿者，是指在不计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的人和人群。 社工的服务范围
提供社会工作专业咨询、培训、督导、策划、评估等服务 为普通社区和特殊社区提供社区发展项目策划及地区服务
为家庭、妇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异地务工者、社会弱势群体、特殊群体及边缘群体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通过专业的项目拓展，面向社会开展活动策划、个案援助等社会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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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社工十年:用倾听和陪伴点燃社区青少年希望火种
2013年11月21日 东方网
东方网记者鲁琳11月21日报道：2004年2月，上海，团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一支由500余人组成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覆盖了申城各区县社工站、街镇社工点，为63000名社区青少年提供服务。各区县、街镇都给予了这项工作高度的重视和支持。
十年来，上海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共计服务社区青少年258445人，累计开案28985个，38.3万人次参与。开展小组工作4857个，18.7万人次参与；开展各类社区工作31792个，75.8万人次参与；成功推荐就业19661人，成功推荐学历培训7229人，成功推荐技能培训10491人。这一连串的数字，是社工们让原本游走边缘的社区青少年们重新点燃希望火种！ 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最初只在TVB连续剧里经常提到的群体，至今仍笼罩着一分神秘感。“当社工的就是那些有钱的全职太太们。”“社工是搞信访的吧。”„„在随机采访中，市民们对社工的职业有着五花八门的猜测。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社会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近半受访者不知青少年事务社工
2013年11月22日 东方早报
早报讯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近期针对青少年事务社工的知晓度进行了一次专题电话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事务社工的社会知晓度仍偏低，愿意投身这项工作的青少年比例不高。
此次电话调查对象是上海市16－35周岁的青少年，包括青年在职人员、学生、社区青少年等，实际获得有效问卷512份。调查显示，广大青少年对其职业性质、工作内容不甚了解。受访者中，46.5%的受访者表示“了解青少年事务社工”；有近一半受访对象表示“不了解青少年事务社工这一群体”，33.2%的人认为社工是志愿者，4.3%的人甚至认为“是服务员，跟护工差不多”。
调查还显示，愿意投身社工工作的青少年比例不高，可能与知晓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前景的现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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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专职社工10年点滴
2013年11月21日 新民晚报
■ 10年前，上海在全国率先尝试“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加强社区青少年工作。2003年8月，下设于团市委的上海市青少年事务办公室成立，开始探索用社会化、专业化的方法服务沪籍16到25周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进一步就学的“社区青少年”。
■ 2004年，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与近500名职业青少年事务社工签订劳动合同。市社区办与阳光中心的合作方式，正是如今人们熟悉的“政府购买服务”。10年间，服务青少年23万余人、130多万人次，成功推荐就业近1.8万人，成功推荐学历培训6218人，成功推荐技能培训8709人。
■ 2012年上海户籍未成年人审查起诉受理人数比2004年下降81.62%，上海法院判决的25岁以下青少年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例较2006年下降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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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24日 新民周刊
这个专业，最陌生最烦恼……
上海有13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每年的毕业生大约1000人，目前上海能提供的社工岗位，相对于毕业生人数，差得太远。 撰稿·黄 祺(记者) 最陌生的职业
华东理工大学朱眉华教授一直有个设想，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剧本，以社工为题材，拍一部青春偶像剧，公众对中国内地社工的了解一定会增加很多。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一部电视剧《公关小姐》热播，才让大家知道了有“公关”这个行当。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社工，认可社工，朱教授的学生里，一定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到社工事业中。
华东理工大学，是上海市最早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社工专业开设已经13年，在学校各种专业中不算新面孔，但公众对这个专业和职业的知晓率，可能是最低的。“人家给我介绍女朋友，见面，我说我是做社工的。接下来，我要用2个小时给她解释什么是社工，相亲就变成了社工知识普及活动。”上海社工协会副秘书长姬忠宪说，社工大多有这样的经历。 正是由于公众对社工职业的陌生，在高中毕业生在报考高校时，“社工”也无法进入学生们的视野。“我曾为某政法大学社工系的学生讲课，课上我问他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想做社工而主动报考这个专业的？一句问完，满堂默然，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在教室后排的座位上看到一个女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姬忠宪描述的场景，是国内高校社工专业普遍存在的现状。
复旦大学社工专业学生丁月(化名)告诉《新民周刊》，社工是她填报的第四志愿，她想读的是新闻，但因为分数不够，最后进入了社工专业。在丁月班级30多名同学中，大多数人跟她的情况一样。
“刚进学校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一个班，到毕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同学做了社工，就很好了，如果有两个人，就算是意外惊喜。”从一无所知开始，经过专业学习，丁月慢慢觉得社工专业也挺有意思，开始有些喜欢。但自己最初的新闻梦想，丁月还是没法割舍，实习的时候，丁月除了按照专业要求到社工岗位实习，自己还找了一家媒体实习，她仍然希望以后到媒体工作。
“社工这个职业，非常需要认同感。但现在很多社工专业的学生，并不是因为认同社工理念，才去选择学社工的。”当年，姬忠宪自己也是“非自愿”地被调剂到社工专业学习，但他比较幸运，在经过专业学习以后，他发现自己非常喜爱和适合这个职业。姬忠宪认为，目前国内社工专业学生多数转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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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
内地的这种情况，在香港非常少见，香港社工专业学生大多数成为职业社工。香港社工钱绮莲告诉记者，当年她参加高考报考社工专业，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再考，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社工专业。钱绮莲说，她自己对社工最初的印象，是小时候到青少年中心玩，看到的那些亲切微笑的社工姐姐。后来，她自己在暑假里到青少年中心打工做助理，钱绮莲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跟小朋友们打交道。“我知道我的性格，让我上朝九晚五的班，我肯定受不了。我喜欢跟人交流，喜欢帮帮别人。”做了十多年社工，钱绮莲仍然很喜欢这份事业。 “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介绍我是做社工的，大多数人都会说：你真有爱心。”在香港，民众对社工一点不陌生。钱绮莲说，香港社工事业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而内地刚刚起步，让民众了解社工，需要一个过程。
内地社工成为名正言顺的“职业”，才刚刚5年的时间，2004年，“社会工作者”进入劳动部职业标准目录，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员。同时，劳动部开设了社工职业资格考试，从事社工职业的人，必须通过考试获得资格证书。
在社工事业已经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城市，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吸纳社工最重要的机构。中国大陆的非营利社会组织，数量非常少，处于刚刚萌生的阶段。
上海浦东，是中国内地专业社工服务机构最早发源的地方。“现任上海民政局局长的马伊里，当时大力支持浦东社工组织的成立。1996年，浦东最先出现专业的社工，那时候上海高校还没有社工毕业生，浦东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引进了第一批社工。”姬忠宪介绍说。在政府的支持下，1999年，浦东成立社工协会，这个时候，浦东的一些医院、学校、社区，都有了专职社工。
2005年，内地第一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乐群，在浦东成立，国内第一次有了独立的社工社会组织。目前，像乐群这样的社工组织，提供了大多数一线社工岗位，但是，尽管乐群的规模正在壮大，社工岗位也只有几十个。而在上海，与乐群类似的社工组织，只有10多家，提供的社工岗位数量十分有限。
为了推动非营利社工组织的建立，朱眉华教授也参与建立了“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现在，这个事务所吸纳了不少社工专业毕业生。
上海有13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每年的毕业生大约1000人，目前上海能提供的社工岗位，相对于毕业生人数，差得太远。周文琰是上海师范大学社工专业应届毕业生，毕业之前，她在一家精神病院实习，对社工这份职业比较喜欢，希望毕业后能做专业社工。“我本来打算去社工组织应聘，后来说已经招满了。”周文琰没做成社工，进了一家公司做人事工作。 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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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收入，做社工有一种很强的满足感。”跟周文琰一样，许多社工专业毕业生最终放弃做一线社工的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问题。“像复旦这样的名校，学生毕业后一定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所以他们大多数不愿意做一线社工。”上海东方医院每年吸纳社工专业学生实习，但社工张一奇发现，学生里很少有人表达毕业后做社工的愿望。 “在香港，社工的收入与公务员差不多，不会发财，但也不差，比较稳定。”香港社工钱绮莲说。在香港，本科社工专业学生工作的前一两年，月收入大约1万元左右，随着工龄增加，收入会提高，如果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1月收入大约能拿到3万－5万元。与之相比较，内地社工起步工资与其他行业类似，但上升的空间有限。
在乐群，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的月薪大约2000元左右，刚刚毕业的社工王安琪介绍，在她的同学中，这个收入不算非常低。但是，由于内地社工事业刚刚起步，社工收入的上升还没有体现出来。对于那些谋求高收入的学生来说，做社工实在是“不挣钱”。上海仅有两家医院拥有专职社工，对于东方医院的医务社工来说，的确存在一些现实的难题。“在医院，医生、后勤人员、护士等等，都各自有自己的职称序列，只有我们社工，没有职称序列，就无法晋升职称，而职称又关系到收入。” 张一奇9年前从医生变成专职社工，到现在，与他同时进入医院的医生，纷纷晋升了职称，而他自己却尴尬地被落下了。
据报道，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首次大规模面向普通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吸引了1万多名毕业生报名，火爆的程度让招聘者也觉得吃惊。报道称，较好的福利待遇是社工报名火热的原因之一。去年南京市普通社工每月工资待遇在1725~1950元，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及考取社工师资质的，还可加学历工资和职称工资，月薪最高可拿到2250元(含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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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医务社工”早成规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4日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顾泳
当生命垂危的患者只剩最后一口气，家人还没到场，医生护士忙于抢救，患者想要给家人留下几句话，该怎么办？一些发达地区医院的做法值得借鉴：“医务社工”及时出现，将患者遗愿转达给家属。有关专家在昨天举行的“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呼吁，医疗环境光有医生护士还不够，“润滑”医患关系的医务社工同样不可或缺。
医疗服务兼具诊疗技术和人文关怀两个方面。目前由于医护人员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局限，诊疗过程往往忽视了患者因病引起的众多困扰，医务社工恰好弥补这一空白。台湾慈溪医疗中心社工部主任潘国扬表示，医务社工虽不涉及具体的医疗操作，但能帮助解决患者因疾病引发的经济、心理乃至家庭等问题，由此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孟馥认为，医务社会工作大致可涵盖三个范围：处理患者的各种情绪；加强患者与医生的沟通；架起患者与社会资源（如救济基金等）之间的桥梁，在现代医疗环境中起到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为体现“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众多发达国家的医院都按规模比例配置相应数量的医务社工，他们大多兼备专业医学和社会学背景，参与患者从入院评估到出院随访的各个诊疗环节。在美国，医务社工还被授予专业执照，迄今具有执照的医务社工人数已超过心理医生和心理护士的总和。
我国医务社工的起步普遍较晚，目前仍无法形成规模。徐汇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陆忆敏分析认为，首先专业人才相当稀缺，一些高等院校并未设置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课程，单纯的医学生、社会学毕业生又无法胜任类似工作；其次，医务社工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迄今，所有医院都无医务社工的固定编制，大多数医院仍以医务志愿者为主力，专业医务社工凤毛麟角。
据悉，申城已着手探索医务社会工作。儿童医学中心的监护室内，患儿大多病情重、变化快，很多孩子必须隔离，家长不得陪护。名叫“I SEE YOU”（“我理解你”）的社工小组发现了这一状况，他们不定期邀请家长、医生、护士共同参与，建立了沟通栏、等候区，疏通了医患间的沟通渠道。
要使医务社工早日形成“气候”，与会专家建议完善现有的教育体系是首要举措。高等院校在设置专门的医务社会学外，还应着重培养医生的人文素养，让社工岗位得到更多医护人员的认可。医院内的社会工作应厘清专职社工与兼职志愿者的区别，细化医务社工的职责、人员配置等，让医务社工实现系统化运作，也让医疗服务多一份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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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上海医院里的新角色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7日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孙刚 梁建刚
不久前，上海的医院里发生这样一幕——
道路交通出车祸后，伤者中一小女孩被紧急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由于伤情尚未确诊，小女孩全身被安全带固定在担架上。闻讯赶来的妈妈，见女儿犹如“五花大绑”，顿时吓得脸色惨白。问医生，医生十万火急忙着救人，只能说句“不清楚”，就要推孩子去检查。母亲瞬间失控。
这时，另一位白大褂来了。她不去病房，却在妈妈身边坐下，用专业词汇向医生询问病情，转而向这位妈妈耐心解释，妈妈的情绪渐渐稳定了。这位白大褂又专门要了她的联系方式，以便追踪沟通安抚。临别，话语温暖：“别着急。我是医院社工，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医务社工工作的城市之一，上海医院中的社工，正渐渐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医务社工能做些什么
“从医院的起源看，它除了治病，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人精神的抚慰。”攻读了医院管理博士学位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绩效办主任任益炯开宗直言。
像本文开头提到的事，你觉得应该由谁来做？时间就是生命。危急关头医生难以对患者家属慢慢讲明情况，护士难以明晰详细病情，还要照顾更多患者。那么，谁来安抚家属？ 还有，比如这样的时刻：一位得了厌食症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却不肯配合护士喂药吃饭；医生打针，他也不理。直到社工赶来，与孩子聊天沟通，才知道他觉得父母一直没来探望，不要他了；而在病房，他又没一个朋友。这时的治疗，不仅需要与家长沟通，还需要与医护沟通，改变治疗方法。那么，这种两方面的沟通，该由谁来承担？
再如，就在儿童医学中心，医院血液科80%的病人来自外地，心脏科90%的病人来自外地。举家来到上海，对这座城市的不适应，对人的不熟悉，甚至去哪买火车票，哪里能找到便宜住宿都不知道。这时，谁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
这些，正是如今上海医务社工在做的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兼社会工作部主任季庆英说：“社工是现代医院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季庆英毕业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后进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院设立初期，就成立了医院发展部，承担活动策划、宣传、慈善捐助等，寻找更多社会资源帮助患者。其实，这些就已含有社工的职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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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季庆英愈发感受到社工对医院发展的重要作用，赴香港学习后，2004年硕士毕业回来，医院即成立了社会工作部。
与季庆英稍有不同，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生宓轶群，是从临床医生逐渐转向医务社工的。这源自她对医生职业的反思。“我一直在做临床。久了也困惑，为什么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会到如此地步。”宓轶群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位30多岁的病患，被车撞成粉碎性骨折，肇事者付了第一笔医疗费后，撒手不管，患者便将怨气撒向医院，他说，为什么我好着进来，不能好着出去？他来医院消费，医院凭什么不能提供等值产品……他不相信所有医生护士。这时若有社工在，会不会好些？
“医务社工，就像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医生、患者与社会关注之间的桥梁。”季庆英说，“以促进人的健康为核心，不仅达到没有疾病，而且达到身心平衡、人与环境的协调，这就是医务社会工作的核心。目前，我们医务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集中在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缓解病患矛盾，包括在治疗过程中，给病人和家属心理援助，引导他们进行良好的情绪处理，努力解决病人与家庭和社会的交往障碍，帮助病人获取社会资源等。”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样，如今上海一些医院有了住院部儿童游戏室、阳光小屋等场所，会组织儿童健康节、病员学校，组织ICU家长小组等多种学习服务交流平台，并开展对新员工“爱的教育”、“医患沟通技巧”等专题讲座，为医患关系、为患者身心提供全面的服务…… “全球现代医疗技术不断追求深入与专业化，应该强调要全面顾及患者精神。社工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医院本身内涵的恢复。”任益炯说。
特殊的“白大褂”，对谁负责
既然社工是“舶来品”，很多人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国外比较。几年前，徐女士在纽约一家诊所做孕前检查时，医生发现她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建议联系社区妇幼保健机构，并给了一个电话号码。她将信将疑打电话后，第二天下午便来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华人社工，拿来一堆申请表格，还给一张信息卡。凭这张卡，徐女士可在申请没批复前，去社区妇幼保健所免费诊查。后来每次去医院，这位社工都陪同，并翻译医生建议，跑来跑去服务。徐女士渐渐了解到，这位社工并非医院雇员，而隶属于民间社工机构，专为华裔孕产妇服务。前后3个多月，社工尽心尽责。徐女士是剖腹产，临产前社工还专门为她预约麻醉师。徐女士生下孩子后，社工又为新生儿办理各种证明材料……
现在徐女士已回到上海，有时去医院，也能看到社工的身影。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些社工都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是医院的职工，不像美国社工来自于第三方机构。而且国内人数也太少，分工不细，要像美国那样全程陪还根本做不到。”
不过，在徐女士看来，中国国情不同，社工制度刚刚起步，没有必要吹毛求疵，“有社工服务已经是很大进步了，相信将来医院里社工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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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儿童医学中心一线社工陈玉婷，也挺有感触：“让病人分清社工与医生，开始的确有点难，像我国台湾的医院社工，同样穿着白大褂，不过领子是粉色的，一目了然。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
由此还产生一个问题：社工由医院雇佣，在医患之间能否做到不偏不倚？“你说的是工作伦理问题。虽然受雇于医院，但作为社工，工作的核心始终在于患者。当然，最终结果都是对患者好，也对医院有好处。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专业督导与团队支持，核心价值观相当明确。”身处一线的陈玉婷认为：我们的差距主要还是在于分工不够细致，资源链接不够有效。
“现在内地的模式，更像我国台湾地区，社工主要还是由医院聘请。”季庆英说，“好处也相对明确。比如让社工有归属感，与医院内部交流比较多，更容易掌握内部资源，做好协调工作。医院可以对社工像员工一般进行培养，让其到临床、药剂等部门实习，积累专业医务经验，提高服务水平。医院也可将社工作为发展的一部分，促进社工实务发展。西方在实践中存在的组织机构协调问题，在我国就不会出现。”
目前，上海设有社会工作部门或开展专业社会工作的三级、二级医疗机构逐渐在增加。不过，由于缺乏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和继续教育，各机构发展很不平衡，“别的不说，名称就五花八门，开展的内容也相对集中在贫困救助、志愿活动组织上。”宓轶群介绍六院社会工作发展的概况，主要职责也是募捐，“不过，我们现在尝试做的慈善医疗基金，能够明确告知对方，你的捐献救了谁，现在到了哪一步，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新兵‟，需开拓的工作还有很多。” 期待更多的“第三方”
上海医务社工的发展，特色之下亦不乏难题。
最主要的是社工编制与财政问题。季庆英所在的儿童医学中心社工部，包括她只有两人。“社工工作千头万绪，按我们的计算，要有10位社工就理想了。有人专职做行政，策划宣传；有人集中精力为患者包括家属服务；有人跑社区争取资源，并与社区社工对接；还有社工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满足病危儿童最后希望……”
这当然与医疗体制的特点分不开，卫生系统还没有专为医院社工设编立岗，如一线社工陈玉婷，目前也只归于医院行政管理岗位。“随着社会发展，社工在维护稳定、创造和谐方面的独特作用会日益显现，政府部门和医院一定会越来越重视。”
不过，也要防止对社工的过度“神化”。“大家要清楚的是，社工能做很多，但社工并不是万能的。”陈玉婷举例说，社工能够缓解医患矛盾，但当医患纠纷进入法律程序后，社工就必须退出，交由专业部门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进认为，现代社会构成越来越复杂，一些非医疗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事务和关系，需要相应的专业人士承担，而医务社工正由此应运而生。医疗领域特别需要社工，因为医患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天然不对称，患者常会怀疑医院行为是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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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使是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供方主动解释，患者也会有不信任感。此时，医务社工以第三方立场出现，能协调供需方利益，及早化解矛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医疗领域的各种纠纷，绝大多数属民事纠纷，社工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也很适合。
对于目前社工大多由医院自己培养的方式，马进觉得这不但将会受限于医院的人力资源，而且也难以真正发挥社工第三方作用。他建议，政府一方面可举办社工机构，一方面可鼓励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社工事业，然后以购买服务方式派遣社工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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